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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期

污染环境罪的明确性之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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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开篇梳理了相关背景:2011年5月,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通过,将第338条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为污染环境罪; 2013年6月最高院和高检院联合发布《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,详细规定了入罪情形;2016年11月两高又联合发布了《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较之以往大大降低了入罪门槛。再看污染环境罪的案发量,2011年《刑法修正案(八)》到《2013年司法解释》期间案件数量年均20例上下,而《2013年司法解释》到《2016年司法解释》期间案件数量年均激增到2000例左右。对此,有两种推断:其一,三年间涉嫌污染环境犯罪的行为发展基本平稳,但入罪的刑法评价大幅扩容,故将大量传统的非罪纳入到犯罪之列;其二,在是否入罪的刑法评价相对稳定的情况下,短短三年污染环境的客观行为数量骤增,于是涉嫌犯罪的行为也随之徒增。《2016年司法解释》分别规定了18种、13种应当判处3年以下和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情形,而《2013年司法解释》只是规定了14种和11种;因此,从可否入罪的评价范围来看,显然是扩充的。与此同时,自2013年到2016年间,污染环境的客观行为并未骤增,相反,污水等污染物的绝对数量有所下降,环境质量有了一定的改善。所以,第一种推断更具说服力。也即,以往的刑法规定不甚妥帖,故而需要用新的更为周延的规定予以惩治。那么,如何评价《2016年司法解释》的扩容?扩容的效果如何?扩充后是否克服了《刑法》第338条成文法单独条款以及《2013年司法解释》适用情形的局限性,使得司法裁判更为精准?是否还需要进一步的明确?换言之,通过刑法修正案、司法解释等一系列的立法作为,污染环境罪在定罪、量刑上是否清晰与确定?

文章认为,从理论上看,上述问题的提出恰恰针对的是刑法的明确性原则,具言之,如何看待污染环境罪的明确性即可回答上述这些问题。

作者随后从学理与实证的角度展开对于污染环境罪明确性的探究:一方面,梳理污染环境罪的明确性学说,探究其明确性的要义;另外一方面,根据学理上所勾勒出的污染环境罪明确性的识别标准,检视实践中该罪的定罪与量刑等具体情形。由此,研究进路有三步:首先,探究刑法的明确性、污染环境罪等学理研究,归纳总结不同的学说表达,提炼融合价值共识与学术分化;其次,通过调查、数据统计等方法搜集污染环境罪的案件资料,采取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,揭示污染环境罪司法实践中的真实情况。最后,结合规范分析、学理认知与实践真相、案件真实的双重维度,尽可能诠释污染环境罪的“全貌”,检验所归纳的明确性理论是否拥有“解释力”。

最后,作者提出污染环境罪的明确性之完善路径:一是革新立法体例,明确犯罪客体;二是扩充调控范围,防治危险行为;三是协调治理手段,均衡刑罚配置。

作者简介:张忠民,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主要研究方向:环境司法、能源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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